法相唯识学由印度的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创立，其学风严谨、思辨精致、解行并重，是印度大乘佛学鼎盛的标志。
由此可见，对某种原初实体、本体的追问乃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之核心所在，这就是本体论。蒋庆先生有见于内圣开不出新外王： 时至今日，心性之学偏胜之局仍未消失，现代新儒学遥承宋明儒学余绪将心性儒学推向高潮，把儒学改造成了一种系统的生命形上学。
这种基础存在论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关乎人之有限性的生存论。[108] 林安梧：《科技、人文与存有三态论纲》，《杭州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而在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上，林先生认为要在学习和发展新外王的同时调整、调适出新内圣。这里不讨论其他人物，仅就黄先生和林先生而论，无论是当代大陆新儒家还是当代港台新儒家都属于当代新儒家。所以，我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叫做当代主义，我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过。
鉴于传统儒学的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及政治哲学）及其形上学的基础已经不能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生活儒学通过解构传统儒学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突破了两千年来形上-形下的思维模式，重新发现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视域，并在此本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以回应当代社会和当今世界的问题。然而，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那一代人在思想方法上画地为牢，一面肯定旧的心性主体，一面欲借此坎陷出知性主体从而契接新外王。师母回我邮件说她还记得这件事。
读杨老师对这两大精神的众多论述文字，我能感觉到在杨老师平静的外表之下，是内心熔浆般火热的激情。在与杨老师不多的相处中，杨老师言必称西南联大，而在杨老师的笔下，特别在他忆往的那些文字中，他对西南联大的导师们何止充满深情。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研究‘一切是一，一是一切的学问，那就是哲学。什么叫学术化？按照我对杨老师的理解，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对西方经典著作要有敬畏之心，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从源流上去把握、去领悟，不能浮皮潦草地读一遍（邓晓芒语），就大发不着边际的议论。
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意向是，一旦我们富强了，就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了。——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5。
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对世事万物都看着唯一意志的体现和由此而来的对世事和人生或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推论，更使我激动，令我陶醉，发我深思。（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276。杨老师的学术研究可以看成是在追求真理，而他在重大事件关头，不顾风险，是可以看成是他践履自由的表现。三、治学的原则：必得其真，务求其新 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建构决非易事。
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是一个极其繁复的过程，从今天的视野来看，这一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重要的是，杨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杨老师留下了他的高大形象，留下了他沤心沥血的著作，留下了他光辉的译著。而我们对于杨老师之身位的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视角切入才能洞察其为学的意义及行进的方位。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着极其深沉问题意识的人，他带着对于人生、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迷惑，上下求索，矢志不渝，他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沉静如水，笑看世事，而实际上，他是一个敢爱、敢恨、决不放弃自己的是非立场的人，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
没有坚强的意志与毅力决心把书读破，没有搜索枯肠，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痴情，在黑格尔研究领域是难以发言的。转瞬之间，到了杨老师的周年祭日了，我今天又想到了这一点。
三十年前，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我的中国哲学史老师周桂钿教授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位特大思想家，分别是孔子、董仲舒和朱熹，他们分别是自身所处时代的思想建构者，也可以说是他们时代的大立法者。这时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无奴隶哲学。
（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129。所谓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则是指在行动上追求自由，追求自由不是为了自由之外的什么目的，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自由是人类尊严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类的道德与法律。杨老师这种对文本的重视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他用最后的生命写出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一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必将对我们原原本本理解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这两种精神，在杨老师看来，它不应该只属于西方，它也应该属于中国，因此这两大精神应该为全人类所共享，应该是普世的。而这种体认又其来有自。虽然它是那么的短促，但也是无限美好的。
其中特别是西方学术话语对中国思想的宰制力尤其强悍。（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14，页98——103。
对此事杨老师应该终生难忘记。）这是我在《回眸》一书中反复读到的句子。
应该说，在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尤其急迫。我注意到杨老师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的序中这样写道：在贺麟先生关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应不分轩轾和平分秋色的思想引导下我终于发现了康德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那种可以说是更胜一筹的永恒魅力，先生关于康德哲学的论著，特别是《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一文，不仅给我解决了不少康德研究中的疑团，而且给我确立了一个中国学者应怎样去研究西方哲学的范型。
我常常想，在杨老师漫长的学思旅程中，也许45年、46年这不到两年的时光是他感到最美好、最宝贵、最值得珍藏的人生经历。慢慢地我放弃了一直怀抱的步两位胞兄后尘学习当时最为热门的经济学的念头，而立志要学习哲学。）杨老师和邓晓芒教授首次根据德文重新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而他单独翻译的黑格尔的最难的著作《精神哲学》也一定会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起到重大作用。特别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多么需要这两大精神啊。
杨老师这是在自觉地追求真理，践履自由。杨老师在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翻译，正象邓安庆教授所说的：杨老师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我们学生，他始终倡导的是以准确翻译原著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做到原汁原味，才能站得住脚，才能遏制我们浮躁的联想和凭灵感去发挥的冲动。
杨老师这段话本是在谈论贺先生对康德与黑格尔的研究，但杨老师话锋一转，突然涉及到一个抽象的论题，即一个中国学者应怎样去研究西方哲学？我意识到，这个用问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支配了杨老师一生的哲学研究，而我们今天的中国学人依然还处在这个问题的支配之中，因为我们与杨老师一样，我们依然处在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大格局之中，作为杨门学人，我们必须象杨老师那样，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我们的回答。我认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受着三大权力的宰制，最为显见是政治权力，然后是经济权力，最后是西方学术话语。
——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129。——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276。
四、至高的理想：追求真理，践履自由 在杨老师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漫长的研究中，他最后得出了西方哲学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是最为根本的两种精神，而且是具有普适价值的，这可以看成是杨老师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最富创见的观点与主张，而且有着极其强烈的用世的色彩，因此特别引人注目。我今天对杨老师的这段话感悟极深：我在繁重的第一线教学之余，仍然坚持翻译和学术研究，大踏步地走在贺麟先生倡导的教学、科研、翻译三结合的道路上。现在想想，杨老师的许多文字，我过去即使看了不止一遍，但是未必真的弄懂了其中的深意。引言 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真个是白云苍狗，时光如梭，转瞬之间，敬爱的杨老师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又在汤用彤先生的文章《西学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中说：五十余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历经风雨沧桑，但还是向前发展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颇大的成绩。（邓安庆：《守护学术的纯洁》，载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23。
）但在2014年出版的《杨祖陶传文》写得非常详细：他们的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哲学系领导、分校领导、珞珈山总校领导以及工、军宣队领导的支持并号召师生就此问题展开大辩论。结语 为学当在正道上行 我入杨门稍晚，1994年，这一年杨老师已经六十七岁了。
杨老师认为，黑格尔继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之后，对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论证。）我今天意识到，难忘的1971年。
